后清欠时代，谁来救济建筑企业？
2004年初，国务院授命建设部会同16个部委及高法，成立部际工作联席会议，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等问题。三年磨一剑，各地方和相关部委全力以赴，最终交出一份基本合格的成绩单。 在这场专项治理整顿战役中，建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既是当事者、也是受益者，自然格外珍惜这场东风，千方百计讨还款项，斩获颇丰。遗憾的是，在这份成绩单的企业栏里，仍被涂抹上了浓厚的行政色彩，以至于让人们担心，政府的力量一旦抽离，建筑企业能否摆脱被拖欠的泥沼。 刚辞“旧”又迎“新” 据统计，过去三年里，国内建筑业的龙头老大——中国建筑总公司减少拖欠款230多亿元，企业拖欠款额净减少了59.5亿元。拖欠工程款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由2004年末的15.5%，下降到2006年末的5.4%。 另一位建筑巨头，同为世界500强的中国铁路工程集团公司，三年来共收回2003年末前形成的外欠工程款109.99亿元。占2003年末形成的外欠总额117.11亿元的93.22%。 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惯性的冲击，很多公司的旧欠刚收回，新欠随即跟进，继续给建筑企业的发展套上枷锁。 三年间，中建公司拖欠帐目又新增了170亿余元的工程款。而中国铁路工程集团公司过去两年中的这一数字是25.95亿元。 “自我救赎”遭遇瓶颈 面对依然惊心触目的账面，建筑企业的经理人当然知道其表征的含义：一旦这三年没找到治本良方，今后能否顺利摸索出健康发展的途径还是个未知数。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就在尝试着依托全国范围的整顿浪潮，开掘自我救赎之路。 以中建公司为代表的建筑企业提出了“市场营销、现场管理、催收清欠”的经营管理理念，形成了被业内普遍认同的“清欠就是经营”、“催收就是创收”的认识。建立了清欠催收责任制，对责任人下了死命令，要求“谁经办谁负责，谁形成拖欠谁清收”。 此外，一些企业还利用激励机制，将清欠目标管理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薪酬挂钩。中建公司几年来动用450万元，直接奖励解决历史拖欠有功人员，在全系统内兑现的奖金总额近4000余万元。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公司则在严格遵循现有竣工结算合同标准的基础上，按照承包合同协议约定，将上年度所有工程款和到期的各类保证金进行逐项统计，准确界定清欠范围，逐项填表上报，纳入当年清收范围的外欠帐款总项数和总金额。 然而，即使连这些巨头们也放下了架子，对项目业主软硬兼施、死缠烂打以讨还工程款，建筑企业在这场并不平等的战役中仍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建公司有关负责人坦言，内部管理控制在工程款问题上所能起到的作用已经到达极限，没有强大外力的推动，瓶颈很难被打破。 谁能扶助“体面的弱势群体”？ 清欠工作中最吸引大众的，是农民工工资是否兑现。因为在人们眼中，农民工是弱势群体。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援助上，农民工都享有优先受偿权。 然而事实是，建筑企业作为行业市场的卖方主体，同样扮演着一个哑巴吃黄连的尴尬角色，将其形容为“体面的弱势群体”并不为过。 在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中，施工队伍过度膨胀，直接为不良竞争提供了可能。当下盲目建设之风，又为垫资、压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甚嚣尘上推波助澜。项目发包人正是瞄准了买方市场的命门，迫使一些原本就风险意识不强、工程管理机制不健全的施工企业就范。 虽然数年的清欠工作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解决拖欠、惩戒失信积累了经验，也形成了一些思路和制度，但真正的长效机制仍然在襁褓之中。一旦行政焦点转移，谁来保证清欠成效不会被卷土重来的不正当竞争所反噬？何况三年间，行政和司法已经就有过让步。 坊间流传“让垫资阳光化”的意向，便是一例。对此，一位建筑企业老总认为，垫资行为本身是不合法的，政府部门绝不能妥协。“撇开对市场公平的毁灭性破坏不说，垫资不仅助长了盲目投资的风头，并直接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针对积重难返的现状，一些有海外工作经历的企业家呼吁，司法力量必须在诚信市场建设中担当重任。中建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国外，无论是合同担保还是工程（资）款结算，法制和信用管理都有非常完善和有效的保障，很多相关诉讼都通过庭外和解，因为企业根本无法承担诚信危机。而在国内，法制和信用体系远未成熟，很难在力量不均等的市场中，起到应有的平衡作用。 清欠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值得肯定。可正如温总理在今年两会上答记者问时所言：“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作为市场经济的问题，建筑工程款拖欠最有效的解决方法还应源自市场，法制与信用建设还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主题，毕竟类似清欠工作这样能举全国之力的行政资源实在有限。 塑料门窗行业清欠问题也屡见不鲜，开发商欠款，门窗厂垫资制作门窗，最后，当开发商出现资金问题时，累及门窗厂，或是继续拖欠，或是要求用开发的房产顶帐。或许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下清欠问题。 |
